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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先锋文学”代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备受追捧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探讨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作者:陈娟按照约定的时间,格非推门而入,午后的咖啡馆有些吵,隔壁桌有学生正在讨论期末论文。他一边寒暄,一边放下黑色双肩包,匆匆落座。这双肩包跟了他好多年,据他在清华的学生讲,每周有一天,他都会背着它,腋下夹着A4大小的本子,从办公室出发,走进文学课的教室。作家格非在清华大学主要教授两门课:“小说叙事学”和“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前者是研究生课程,后者则是给本科生开的。“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一门课我把它背下来,然后讲一辈子。每年都会有变化。”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采访前不久,格非利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间隙,给研究生上了一堂线上课,讲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作品。那天,他在饭桌上偶然提起将线上授课,同时参会的几位作家一时兴起,也涌进线上会议室,和学生们一起,认认真真听了一堂“格非的小说课”。在清华,格非老师的课很受欢迎。“总有一些热爱文学的人,打听课程时间和地点,跑来旁听。无论是大教室还是小教室,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席地而坐。”格非的博士生、助教张佳对记者说。5年前,在小说《望春风》出版后,格非一度陷入忧虑中,“有关乡村文明的衰落或者城市化的兴起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于是,他和学生商量,以现代文明为主题,开设一门文化专题研讨课。如今,这门课的讲稿被集结成书出版,名为《文明的边界》。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格非写《望春风》,源起于一次回乡之旅。2004年,格非回了一趟老家,江苏丹徒县的一个村子,离镇江市20多公里。村子刚刚经过拆迁,老房子化为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破碎的瓦砾,一片混乱。细雨中,他在家门口坐了两个小时,四周空无一人,却好像听到邻居在说话,“那么多人都去哪儿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心中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人写出来,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散了”。由此,他的心中埋下一颗种子,这种子与故乡有关,与文学有关。几年后,他再次回故乡,在城里住了几年的母亲与他同行。母子二人回村后,发现了一些变化,老屋周边的芦苇生长茂盛,有一人高,偶尔还有野兔出没。“我当时特别感动,当年看到的废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自身在恢复。”格非回忆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写。从起念到田野调查、动笔写作、修改,再到完成23万多字的书稿,耗去格非10多年的时间。2016年,小说《望春风》出版,讲述一个名为儒里赵的村庄从繁盛走向衰亡的故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折腾、挣扎,命运浮浮沉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不断反思,思考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慢慢地,他将这些忧虑和困惑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这就有了关于“文明的边界”专题研讨课程。自2018年开始,格非带着学生,每年讨论一个作家,进行个案研究。课程持续了3年,共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来3位作家: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3位作家有很多共性:本人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都以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创作主题;都从“不安或危险的现在”出发,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与未来。格非讲穆齐尔,先从作家的生平讲起,后分析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他发现,穆齐尔在书中时刻不忘对“知识与话语”进行反思,预言“现代世界被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由科学、法律、理性、社会道德所主导”。“他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比喻为海洋中的孤岛。孤岛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匮乏与阻碍,而是源于过度的信息交流而导致的无所适从。”格非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并没有走出穆齐尔的视线。他讲志贺直哉,分析其笔下人物一次次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行为,得出“志贺对城市生活的虚伪、嘈杂和无意义感到厌倦和不适,是确凿无疑的”;他讲麦尔维尔,分析其名作《白鲸》,细节到主角的口吃,“象征着自然的性格与法则,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亦有作者对现代言论空间强烈的不信任感”。“一开始设置这样的课程,我踟蹰不决。毕竟当今的学生,对乡村没有那么熟悉。尝试后发现,学生还都挺乐意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