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也不爱生小孩了

▼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生活预期的普遍提升，结婚率，生育率必然会降低。城市与乡村只要发展的先后之分，并无本质差别，90后，00后的农村青年，也开始像城里人一样，奉行优生优育，那种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观念即使在农村也名存实亡了。

前几天看了一篇论文，叫《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作者是李永萍，是南开大学的研究员。她调查了皖南地区的一个乡村Y村，发现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父辈相比大幅降低，大部分人只生一胎，最多生两胎，作者统计了Y村青年的生育数量。

其中80后夫妇有135对，生育一胎的有32.6%，两胎的60%，还有7对夫妇生了三胎以上。90后夫妇90对，生育一胎的占比57%，两胎的30%，生3-4胎的为0，还有9对一胎也没生。

按照样本结果计算，80后的总和生育率大概为1.7，90后为1.2，90后相比80后生育意愿下降的非常厉害，已经远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90后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和城市基本持平。

对于农村青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观念的变化。

她提到现在的农村青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看重传宗接代，也不相信养儿就能防老，他们担心孩子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她提到农村青年在生育男孩时尤为谨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往往不会选择生育二胎，因为农村的彩礼太高，生两个男孩等于破产。

她还提到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权力很大程度转移到儿媳妇身上，性别结构失衡让女性的话语权迅速扩大，丈夫往往和妻子保持一致而非父母。

综合李永萍的观点，我认为至少有三大因素决定了农村人生育意愿的降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口会不断下降，在短时间内总和生育率不会上升。

一是农村人和城市人观念趋同，不存在两个社会，生育成本的提高是必然。很多国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尾声，农民早已不是人口中的多数。虽然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占比仍有50%左右的，但大量的农村人（尤其是中青年）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202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未来还会达到70%，5000年来，我国人口第一次主要由市民而非农民组成。

很多90后，00后农村青年根本不会种地，他们和城里人一样工作，消费，娱乐，他们同样喜欢刷短视频，唱ktv，玩网络游戏，他们同样接受了城里人的婚育观念。

生育不能降低小夫妻的生活水平，要富养子女，尤其要在教育上投资，这意味着农村的生育成本也在不断上升，生育2个子女已是农村家庭能够负担的极限。

二是农村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女性天然支持少生优生。2000年以来，农村女性的地位是不断提高的，而女性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生育率的降低，传统社会下，高生育率依赖于宗族对个体，丈夫对妻子的强力控制。

而现代社会，女性也可以出来工作，一旦女性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她就会思考机会成本的问题。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女性，一旦生育就会错过职业的黄金期，生育的痛苦和负担更多由女性承担，女性将被迫在事业和家庭间进行抉择。这决定了女性更容易恐婚恐育。

除了女性参与工作，农村的性别筛选让男性远多于女性，女性的稀缺让女性在婚恋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我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多万，这3000多万光棍主要在农村，农村20-29岁的男女性别比达到了120。加上女性婚配是往高处走，很多农村女性会嫁给城市男，农村男的现状只会更加残酷。在农村地区，相亲会男女比例甚至会达到5:1，10:1，二婚女性也不乏追求者。

当下的高彩礼，不是民俗文化的问题，而是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无论怎么限制，都没法解决僧多粥少的困境。如果取消彩礼，农村男恐怕更没有机会和城市男竞争。

三是农村父代对子代的约束比城里人更弱，更无法约束子女生育。很多人认为农村的传统观念会逼迫子女多生育，这显然高估了农村父代对子代的约束。老一辈农民的收入偏低，往往攒不下多少积蓄，收入甚至不如现在在外打工的子女，农村人也没有退休金一说，并不能像城市老人一样用退休金反哺子女。在很多农村人眼中，老人不是“一宝”而是累赘，老人也不愿给子女添麻烦。

很多调查都发现农村老人对子女的约束很低，并不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能干预子女的决策，子女不想要孩子，父母往往毫无办法。

这三点原因决定了农村青年的生育率不断下降，要想提高生育率，必须针对新的环境对症下药，政策必须适应广大青年的预期，不能奢望他们主动作出牺牲，替社会解决困难。

政府可以颁布政策鼓励生育，比如给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家庭现金补贴，减免学费，并建设社会化的育儿服务，政府还可以要求企业强制夫妻同休产假（政府进行补贴），以减少女性的生育成本。

除了政策，社会还可以关注另一个群体，笔者认为，广大中小城市的体制内家庭远比农村家庭更有生育潜力，他们也有能力赡养子女。

体制内的待遇是随资历和职级增长，因此体制内父辈的收入远高于子代，很多上岸的小夫妻工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日常消费，都是依靠父母的补贴生活。因为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父母对小家庭的决策影响更大，很多体制内夫妻生娃，都是被父母强迫。

中小城市的体制内家庭既有生育意愿，又有赡养能力，也能给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往往几代都在体制内），如果给这个群体颁布政策，效果可能远好于农村家庭。

总之，农村不再是社会的蓄水池，农村也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笔者不认为这一转变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廉价劳动力的作用将远不如20世纪，我们与其担忧人口红利的消失，不如关注如何提升人才红利，让已有人口的生产效率最大化。

中国的内需潜力仍未开发，广大受教育人口的作用仍未发挥。就拿内需来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为3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6%，中国尤其是农民家庭消费不足，如果我们落实农民工进城，落户，可以将该群体的消费水平提高近30%，城市化的发展也能让农村继续释放出7800万人口，这7800万人口如果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又将释放巨大的经济活力。

中国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关键是不能用旧思维看待新问题，只要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仍存在巨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