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张志元、马永凡｜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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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张志元 马永凡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期
► 作者简介：张志元，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永凡，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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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府补助对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困境，政府补助能否进一步发挥效力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选取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的方法识别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补助，基于信号传递视角系统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在信号传递机制中，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及增强产学研协同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政府补助会因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非对称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质量，但也使得企业间的分化加剧。本文对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定位及完善相关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府补助；企业数字化；信号传递机制；融资约束；产学研协同
一、问题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数字化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企业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单元，推动其数字化转型是加速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政策抓手。同时，企业数字化在重大卫生突发事件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此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现阶段中国数字化转型企业占比较低，因而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对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和能力、打造中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企业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需要对行业属性、技术优势及转型路径等进行科学评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和高风险的特点。高端人才储备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成为制约企业转型的重要因素。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具有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陷入“不会转”“不能转”和“不敢转”的困境。当依靠市场化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转型中“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政府补助是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总体来看，现有文献针对“政府补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还较为匮乏，但该问题的回答对于充分发挥数字红利及应对新一轮产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新之处
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通过对企业、行业及区域异质性的考察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政府补助的差异化效果，从而为政府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政策启示。本文的可能贡献有：第一，从选择性产业政策（政府补助）视角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同时兼顾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响应，深化了产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对政府的数字化建设行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第二，考虑到不同政府补助效应的异质性，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的方法，识别了政府补助中有关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补助，剔除了其他补助政策的影响。这既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也对明确政府专项补助的经济效应大有裨益。第三，着重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不仅考虑了传统信号理论中外部投资者的反应，还考察了对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信号传递理论，而且为如何在产业数字化中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新思路。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且在经过赫克曼两步法、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政府补助能够有效发挥信号传递效应，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及增强产学研协同能力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政府补助的转型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和地区表现出非对称性，在成长期企业、非服务型行业及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补助的积极作用更明显；
第四，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后果——政府补助使得企业数字化水平呈现出强者恒强的极化特征，政府补助情形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高质量的，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充分把握数字中国建设的契机，以产业数字化为关键抓手，加速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其一，地方政府应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完善数字化的产业布局。其二，合理使用产业政策，适度增大数字化专项补助的规模，不仅要强化政府资金的资源属性，而且还要放大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做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路人。其三，优化数字化专项补助的顶层设计，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阶段全流程的筛选评估和监督工作，将有限的财政力量的效果发挥至最大。
其次，提升引导政策的精准性、差异性和特色性，通过政策协同等手段弱化政府补助的负外部性。其一，地方政府可以在对产业布局和发展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强化扶持政策的精准性，如通过优势产业链带动弱势产业链转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转型等。其二，构筑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凸显引导政策差异性和扶弱效果，如适当将资源倾斜至成长期企业及制造业。其三，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一致性与协同性，削弱政策的负外部性。如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强化补助政策的效果、不同政策之间存在反哺与协同效应等。此外，要明确引导政策的进入与退出时机，避免因过度扶持而造成企业间过度分化。
最后，畅通信息渠道，充分释放政府补助的积极信号，形成引领示范作用。一方面，对于政府而言，在产业政策与扶持措施的制定中应该树立“重信号”的理念，公正、客观且及时地向外部投资者发布扶持政策的具体措施、受惠企业名单等信息，形成透明化的政策信息公示平台。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要积极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信息，并对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公示来树立积极形象并提升社会声誉。此外，企业还需重视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通过政府认证形成合作意向的橄榄枝与敲门砖，以信息流吸引技术流以加速渡过转型的阵痛期，熨平转型风险。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期111—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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