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兴  来源：新周说

当初，纪登奎是一个地方干部时，毛泽东欣赏他的是不打诳语，实话实说，而且工作能力不错，更重要的是，他和最高领袖说话时没有畏缩，很自然。领袖很难碰到这样的官员，感觉很舒服。

那时候，领袖是以一个地方官员的标准来要求他的。而且，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领袖自信得很，他认为，什么样的人在他的麾下都会有出息，而且，他也需要发现合适的官员作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

但是，到了中央，甚至在接班人名单上有他一号的时候，标准不一样了。领袖认为，纪登奎踏实能干，不张扬，是个能臣，但是似乎忠诚度不高，尤其是和江青张春桥相比。忠诚度不高的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够勇敢。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战狼”精神不够。

而在文革后期，领袖的自信不如十几年以前了，他需要忠诚度高的而且敢于在他的指令甚至眼色下就能冲锋陷阵的将领。循规蹈矩固然不错，但是，战狼精神尤其需要。而纪登奎在这点上，差火候。

纪登奎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上

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纪登奎在华国锋的麾下效力，还有一小段时间的“黄金期”。

华国锋与纪登奎是山西同乡，参加革命的资历也相当，但抗战时期他们似乎并无工作交集。华国锋进入国务院工作比纪登奎晚一年，进入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四年。华国锋调来中央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内接替纪登奎管分管农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纪登奎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但是，好日子对纪登奎来说，不长。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人都受到了严厉批评。三中全会上挨批后，纪登奎的工作要变动。

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征求他的意见。纪登奎先推荐赵紫阳，因Z紫阳说他在四川的工作离不开，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直到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去所有职务。

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的“技术职称”了。

纪登奎倒是十分坦然，他还开玩笑说，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西黄城根北街，离得很近。这个院子，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很厉害，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而这里是农村改革的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是杜润生。

我在八十年代也想挤入这个院子，未能得逞。那时候，我的组长是姚力文，刘少奇的大秘书，他那时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主任，和九号院的几个头头都熟，但是，他反对我离开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少奇组。

九号院里我有一个朋友赵树凯。因为工作关系，赵树凯和纪登奎走的很近，也记下来不少纪登奎说的话，他也写了不少纪登奎的东西，很有价值。

我认为，退下来的纪登奎有很多反思，也会说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毕竟他在中央高层工作了近十年，和毛泽东接触密切，而且分管了党政军经济等很多工作。

赵树凯在与纪登奎闲谈中，谈到过华国锋。其实，华国锋退下来以后，也住在九号院。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整体来看领导能力不行，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

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

纪登奎与华国锋在十大主席台上

赵树凯曾经对纪登奎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

纪登奎说：

“你不懂，这个事情不是华国锋自己搞起来的，也不是他要搞起来的。是叶剑英搞起来的，他在会上做出一些宣传华国锋的部署，华国锋本人，还有我，都表示过不合适。但是，叶帅说，这不是为了华国锋个人，这是从党的事业全局考虑。这样，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当然，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那次政治局会上，叶帅也做了反思和检讨。他说他是领会了毛泽东临终时的意思，出于要辅佐华国锋的考虑。

这些我认为有道理。开始华国锋也是推辞的，但是，时间长了，他就坦然接受甚至推波助澜也是可能的。

纪登奎退下来以后，和他的儿子纪坡民谈了很多话，有不少闪光的思想。

例如他说，任何一个政权，其核心的权力都是军队。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谈起这个道理时，颇为感慨。他说：

“文化革命”的时候，“天下大乱”，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什么各级党委、地方政府，还有工、青、妇，全都冲垮了，实际上都不起作用了；但是，只要解放军还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还在。“文化革命”，把这个道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老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彻底，他算是把国家的本质看透了。

──纪坡民记得，他父亲说这番话时，把他通常时时挂在嘴上的“主席”，换成了口吻颇有一些不恭味道的“老毛”。这说明，毛泽东对纪登奎的观察还是有些道理的，他确实没有做到绝对忠诚。而“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从军队说到副统帅。纪登奎受毛泽东派遣去掺沙子，进了中央军委，兼了北京军区政委，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谈到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

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更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纪坡民记得，这段话，他父亲曾先后讲过两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一次是八十年代，两次讲的内容和口气，基本一样。

１９７１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

他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在纪登奎印象里，“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１９７５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纪登奎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但是纪登奎很坚决，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了。接着他对儿子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１９７６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１９７５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开始，是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的状的事，还有毛主席“评水浒”的事；后来，又是主席叫毛远新上政治局会议反映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邓小平正在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小平还说：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让纪登奎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

小平大概觉得，整顿是大事，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说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鸡毛蒜皮。这方面他也有错觉，他不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和战争年代不一样了，甚至和他当总书记时候也不一样了，他以为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他的。

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毛泽东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纪登奎也在“八人”之列。周总理去世后，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１９７５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纪登奎对儿子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晚年纪登奎

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戊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毛泽东也信任他，曾经表扬他“吴忠有忠”。

后来，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毕竟文革中他也受了重用。那时候的术语叫说清楚。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道理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和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就去挑起战争吧？这个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而和平年代，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是听从领袖的号令。纪登奎的这一段话，和他说过的文革再乱只要军队不乱就没问题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领袖相信，军队是忠诚于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谈到军队，纪登奎还有这样的体会他是以平日不多见的低沉的口气、而且一字一顿地对儿子说的：“和－平－时－代，……军权，那是玩火！”

纪登奎这个人，上升是有机遇的，机遇和能力一定是相吻合的。而他的下降也是迅速的，只是没有一下子从十八层高楼摔下来粉碎。

也是和为人有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他表现得更忠诚更勇猛整人更狠，也可能职位更高甚至成为接班人。

他们都是草根出生 凭自身努力走上仕途巅峰....

但是，如果那样，他还能平安落地在九号院当一个正部级的研究员吗，也许就摔得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