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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3年第2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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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劭兴 王 智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多维透视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品格，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其中，承载人民现代化期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探寻人民性的根本实践动因；强化人民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加强人民政党现代化建设是维护人民性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筑牢现代化实践的人民内核是保持人民性的根本指导思想；维持人民共同体的团结、提升人民的现代实践能力是发展人民性的根本实现途径；增进人民福祉、保证人民享有现代化成果是检验人民性的根本评判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实现了现代需要驱动、先进政党领导、科学理论指引、主体力量创造以及成果归属评判的“五维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罗富政 罗能生
强化扩散效应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策略研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功能定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由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调整的过程，实现了由“农村服务城市”向“城市带动农村”的转变。强化扩散效应，对于扎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阐析城乡共同富裕理论意蕴的基础上，梳理了城市对农村扩散效应的微观要素、中观产业、宏观发展三重路径，要素扩散与产业扩散是发展扩散的基础，城乡发展扩散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城乡扩散效应的驱动体现在要素价格机制、产业链条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及政府调节机制等方面，且受到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渠道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推动，需要强化城市扩散强度，提升农村承接能力，促进产业链条衔接与城乡融合，优化城乡制度安排协同供给。臧峰宇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李春敏
论马克思空间阐释学的四重向度
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有四重基本向度，分别是：“存在的空间”“物质的空间”“资本的空间”和“反叛的空间”。其中，“存在的空间”旨在呈现存在与空间的本质关联，在马克思关于存在的思考中，已经渗透了关于“位置”与“安放”的空间自觉；“物质的空间”关涉对空间本质的思考，它是与“精神的空间”相对的，代表了马克思对于空间一种新的唯物主义阐释；“资本的空间”关涉马克思对所在时代经验结构中的空间性的思考，旨在呈现资本时代“空间崛起”的动力学机制；“反叛的空间”是对空间拜物教及其导致的各种空间异化的反叛，探寻扬弃空间的资本化的空间实践的可能路径。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虽然是围绕“资本”或“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展开的，但本质上呈现的是一种反资本的空间阐释学立场。四重向度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其中，“物质的空间”是“存在的空间”的逻辑推进，“资本的空间”是作为“存在的空间”的一种具体的空间构型，“反叛的空间”既是对“资本的空间”的一种解构，同时又指向一种新的“存在的空间”的可能性。金星宇
经验主义或理论主义：“重读”青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考察
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生产力巨变，也是青年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生成的鲜明时代场域。青年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尝试将英国工业革命史放置在欧洲革命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理解，建构了立足“生产革命—社会革命”解析工业革命史的新范式。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重读”青年恩格斯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成果上的经验与理论路径分歧，集中围绕抽象或具体理路、经济或文化视域、客体或主体归因、本土或国际影响四个焦点展开，实质是将历史哲学中经验历史与理论历史之间的争论，拓展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向度和理论向度之间关系的考量。实际上，青年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整体性阐释，不仅有基于史料文献的具体分析，更有立足哲学思辨的总体史观照，反映在对历史的实践性质、客观动力、主体力量、价值导向的初步厘定。这表明，此时恩格斯在通往唯物史观的“另一条道路”上试图综合经验语境和理论空间，已然站在科学世界观立场上审视共产主义事业了。潘静如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左东岭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刘耀辉
英国辉格史学的演进、特征及其局限性探析
英国的辉格史学始于17世纪末期，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历史编撰方式。它强调英国17世纪宪政斗争以来自由、议会统治和宗教宽容的发展，颂扬辉格党人对英国宪政与自由的贡献。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逐渐衰落、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政治力量的没落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再加上辉格史学自身的局限性，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史学遭到诸多批评，逐渐式微。然而，广义的辉格史学并没有消亡，而是体现在各种历史书写之中。艾仁贵 于睿珠
“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基于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
“背后捅刀传说”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它由德国国防军高层制造并在魏玛时期的大众层面广泛传播。该传说主要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核心内容是认为德国军队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在后方遭到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背叛，并向敌国投降和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从群体心理视角来看，“背后捅刀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了德国右翼势力对一战战败的权威解释模式，契合了魏玛时代以民族背叛和集体耻辱为主导的社会心理。该传说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许多右翼和保守政党宣传的核心形象，它严重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营造了重要的群体心理氛围。郑 震
什么是物——从关系的视角看
物与人一样都是超越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关系性存在，也正是因此孤立的物或人都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所以物和人的名称之不同只是表明它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分析特征，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异质的两种存在者。人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人，就如同物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物。物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作用力不具有感知的能动性特征。但非能动性与能动性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抽象，是一种概念化的策略，因为如果没有非能动性的内在支撑，能动性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反之如果排除能动性的存在，非能动性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复杂性中到场。邱耕田 葛君丽
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
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社会发展系统自我检视和自我修正的良机。后疫情时代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疫情危机下的阶段性表现，也是发展的新环境、新起点。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在新旧常态交织的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互联性、高风险性、即时性、反思性等特征尤为明显。对这些发展特性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问题的总抓手。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明确后疫情时代发展的思路和走向，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达致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面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凝聚发展共识，协同打好全球抗疫战，争取以更为稳健、更有韧性的发展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疫后世界。范晓波 陈曦笛
美国金融制裁法律限制的再检视
近年来，单边金融制裁频繁地成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胁迫他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国际经贸交往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二战后国际情势的特殊变动，国际法规则体系中存在嗣后漏洞，未能对美国金融制裁加以妥当规制，使之长期逸于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当前，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化趋势与国际法治概念的生成，为检视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本质提供了新视角。美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滥用根植于“法律特权”的单边金融制裁，枉顾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利益，拒不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美国金融制裁不仅频频违反实在国际法规则，更与实现国际法治的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背道而驰，显然不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基础。对此，国际社会应建构美国金融制裁的有效约束机制，确保制裁的决定以“在先违法行为”存在为前提，制裁的实施服从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指引，推动国际法治的实现。刘丹鹤 孙嘉悦
人工智能规制政策制定的风险与治理
人工智能诞生以来的海量技术创新突破，催生其从一个边缘性学科成为学术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各国的关键战略技术，各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规制政策以应对风险。近期，火爆出圈的“新物种”ChatGPT颠覆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其“自主学习”特质更是引发了学者们的种种担忧，围绕人工智能是否会威胁人类这一时代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规制面临由于技术的不确定所引发的社会风险、政策制定者预测未来所需的各种信息及知识不足的风险、政策滞后性风险等问题，使政策效果预期与运行结果产生偏差。因此，如何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政策的决策程序并提升人工智能政策的理性水平是解决现代社会技术风险规制的重要课题。王若涵 胡春阳
基于风险网络视角的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及风险外溢效应加剧了诱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基于风险网络视角，采用LASSO-VAR模型构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分别从全国、经济区域与省际层面探讨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截面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效应显著存在，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特性”，风险溢出水平较高省份，其风险溢入水平也较高，反之则较低；第二，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风险溢出水平依次降低，风险溢入水平则呈现为中西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依次减弱；第三，重大事件期间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水平会出现提升。因此，需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与区域关联特征，进一步完善隐性债务风险的管理体系与外溢监管机制，并结合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特点与重大突发事件特征，施行差异化管控机制、落实分域防控与跨域合作，以有效阻隔外部风险的冲击，高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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